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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烈士，早年便崭露头角，成为青年学生运动的领袖和军中的杰出指挥官。
在革命的洪流中，他以坚定的真理信念和无畏的勇气，不畏生死，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英雄本色。
作为党的早期成员，他的职务曾升至中央军委委员。
他的足迹遍布上海、江苏、湖北、四川、广州、香港至海南等地。
不幸在海南壮烈牺牲，时年仅28岁。
他因使用多个化名进行革命活动，许多事迹未被广泛记载，故而未能被众多人所知。
凭一己之力创建红军三个军，牺牲年仅28岁，儿子后来成国务院总理
胸怀大志，革命领袖
1903年，李硕勋生于四川省的庆符县。
父亲眼见他天资聪颖，未雨绸缪，早早便送他进私塾砥砺学问。
然而，正当他开始破茧成蝶时，辛亥革命如一阵旋风，席卷了旧学堂，开辟了新学问的天地，将李硕勋的目光引向了更广阔的知识海洋。
新学堂的门窗大开，地理、科学这些曾被封存的学科如同新鲜的空气，吹拂着李硕勋的思想。
家乡四川南部，那时社会动荡不安，清末民初之际，苛捐杂税漫天要价，抢米风潮层出不穷，各类社会矛盾此起彼伏。
这种环境下，李硕勋目睹了无数普通百姓的疾苦，心中生出了一股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
1918年，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父亲驾鹤西归，留下青年李硕勋心怀天下。
他试图进入四川讲武堂以武立业，却因年少被拒之门外。
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他未能以武成名，遂转而求学于储才中学，笃信文以载道。
1919年，五四运动之风刮遍中华大地，李硕勋当即响应，投入到成都的声援行动中。
外交之败，如一记重锤，砸醒了未满十七岁的他。
他投身于川军第一师骑兵团，心中充满了对改变这个国家命运的壮志雄心。
然而，军中生活并不如他所想，军阀混战，民生凋敝，让他深感失望。
半年后，他悻悻然离开军营，重返故里，决心从文求变。
1920年，他考入宜宾叙府联合中学，不久便被推举为四川学联抗敌后援会宜宾负责人，总指挥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他走在大街上，声嘶力竭地演讲，号召人们抵制日货，燃烧的青春和不屈的意志，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显得尤为耀眼。
1921年春，李硕勋觉得宜宾的小城日子过得太过平淡无奇，心中有种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羽翼渐成的鸟儿迫切希望振翅高飞。
与老友阳翰笙商议之后，他们决定北上，寻求更广阔的天地。
于是，两位热血青年踏上了通往成都的列车。
在成都，这座充满活力的西南大都市，李硕勋插班进入省立第一中学，倘若说宜宾是静谧的乡野，那成都便是滚滚向前的江水，永不停息。
在这里，他遇到了王右木、吴玉章等一批志同道合的先进分子，他们的思想如炬火般燃烧，点燃了李硕勋心中沉睡的火种。
1921年的冬日，寒风凛冽，却阻挡不了他们热切的心。
李硕勋与童庸生、阳翰笙等人筹建了成都社会主义青年团，冬去春来，他们又扩展为四川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中国共青团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1922年春夏之交，他们的活动更是如火如荼，然而好景不长，1922年11月，由于活动受到当局的压制，李硕勋被
迫离开成都，转战北京。
在北京弘达学院，他并没有因逃离家乡而颓废，反而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去。
1924年初，他南下上海，考入了名声赫赫的上海大学。
在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的指导下，他不仅成立了平民世界学社，广泛宣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理念，还在5月份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此后，李硕勋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主持全国学联总会的工作中，不仅领导开展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更成为我国早期爱国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6年10月，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事潮水般推进，武汉成了革命的风眼。
李硕勋应党的召唤，火速赶往武汉，先后担任中共武昌地委组织部长和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
同年冬，他又被党组织派往驻武汉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25师，任政治部主任，自此，他投笔从戎。
在“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国革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
中共中央在困境中作出了重大决策，决定以武装起义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
而南昌起义，便点燃了希望的火种。
1927年的夏日，酷暑难耐，政治的高温比阳光更加灼热。
8月1日的清晨，当大多数人还沉浸在短暂的宁静中，李硕勋却接到了党的紧急指示。
他立即行动，口令一出，“紧急集合”，决定起义。
他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的主力部队——第73团、第75团以及74团的重机枪连，都在他的召集下迅速集结，而决意与李汉魂所控制的少数部队划清界限。
这一刻，李硕勋和他的部队甩开了束缚，沿着南浔铁路向南疾驰，直指南昌。
沿途的环境艰苦，敌人的阻击凶猛，但他们以一种难以摧毁的决心和勇气，突破了重重阻碍。
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所有阻挡的敌人。
8月2日，当晨曦初现，李硕勋带领的部队如同冲破黑夜的曙光，胜利抵达南昌。
在这片被硝烟笼罩的城市中，他们不仅占据了重要的战略位置，更成为了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身先士卒，创建红军
1930年的2月，李硕勋身负重任，被委以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及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双重职责。
革命的烈火在全国各地燎原，红军力量日渐壮大，形势一日千里。
随着各地革命根据地如星火般燃起，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全国红军指挥机构来协调这些分散的力量。
于是，1930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决策，将原中央军事部升级为中央军事委员会，李硕勋便是这新架构下的关键人物。
随后的1930年4月，李硕勋又担起起草《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的重责大任。
他在这份文件中，毫不掩饰地强调了各类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并具体提出了建立工人纠察队的计划。
他不断重申，务必要扩大红军的规模，列举了中央及各省军委的中心任务，为革命的火种添油加薪，为未来的胜利奠定坚实的基石。
在此期间，李硕勋不仅在纸上谈兵，更是身体力行，直接参与了部分新军队的建设工作。
在他和其他同志的共同努力下，红十四军、红十五军及红十七军相继成立，成为推动中国革命进程的有力武装。
特别是红十四军的建立，它是周恩来、李维汉、陈云、李富春与李硕勋等人的心血结晶。
而且更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苏浙沪地区唯一对外正式建军并整编为正规建制的红军部队，对全国战力的分布与调整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意义。
紧接着，红十五军的筹建也在李硕勋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成果。
他在保证红十四军稳步发展的同时，又投入到红十五军的筹划之中。
1930年7月，基于徐海蚌地区多支农民武装的基础上，他协助将这些散乱的力量会合、整编，正式成立了红十五军，进一步加强了红军的战斗力。
虽然从《中国共产党通志》与《中国工农红军通览》的篇幅中可知，红十七军乃是由红军独立第三师扩编而成。
其正式成军的纪年确为1933年8月，而李硕勋于1931年牺牲。
因此，在他任职中央军委委员的岁月里，他直接手腕筹办并见证成军的，主要是红十四军与红十五军。
然而，若从广义上论及其对中央及国家的军事贡献，李硕勋之名绝非泛泛之辈。
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他将个人的生死得失置之度外，唯党和革命的需要是从，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与牺牲精神，确实令人钦佩。
他的行动总是雷厉风行，每得中央一纸调令，不论昼夜，不问归途，即刻依令行动，从不迟疑。
特别是在红十四军与红十五军的建军过程中，李硕勋不仅在策略上出谋划策，更在实际行动中身先士卒。
一支军队的力量不仅在于枪杆子的硬度，更在于士兵心中革命信念的坚定。
因此，他在部队中大力推广政治教育，确保每一名战士都能明白自己的奋斗目标与方向。
叛徒出卖，慷慨赴义
1931年5月，中央决定派李硕勋担任红七军政委。
李硕勋接令后，心潮澎湃，怀抱满腔热血欣然南行，本以为直奔战场，不料命运却有另一番安排。
行至香港，风云突变。
当时香港作为革命的一个重要据点，广东省委面临着急切的军事人才需求。
在此情况下，省委向中央发出紧急电请，请求留下李硕勋，借他的军事才干以稳定广东的局势。
中央权衡大局，最终决定同意广东省委的请求，李硕勋亦无异议，表示全然服从中央的调遣，随即担任广东省军委书记。
到了七月，李硕勋思家心切，将妻赵君陶与幼子李鹏从尘嚣浮华的上海接至香港。
家庭团聚的画面温馨而短暂，如夏日里的一场雨，来得急去得快，未曾料想这便成了最后的温存。
不过一个月，因工作之需，李硕勋不得不离开妻儿，前往海南主持一场军事会议，此行充满未知与风险，但他以革命者的坚定和责任，毫不迟疑地踏上了前往未知的路。
他于8月13日抵达海口，下榻于中民旅馆.
岂料此地已成为危机四伏之地，一个叛徒将他的行踪告知了当地反动势力。
当夜，反动势力突袭旅馆，李硕勋被不幸逮捕。
尽管身陷囹圄，面对可能的死亡，他仍旧保持着革命者的从容和淡然。
内心或有对娇妻幼子的一丝牵挂，然而在家国大义面前，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舍小家为大家，抱定赴死的决心。
在那铁窗寒夜之下，李硕勋被困于牢狱之中，身处敌手。
已知自身的身份暴露无疑，但他未有一丝退缩，反而将这危难视为斗争的另一种形式。
他深知，此时此刻，自己的一言一行关乎整个组织的安危，因此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智慧与意志的较量，展示了共产党员即便身陷囹圄亦决不低头的坚强意志。
在狱中，他遭受了极其残酷的拷打与折磨。
每当夜幕降临，刑讯便开始，敌人用铁丝将他捆绑，悬挂于半空，如同秋千一般左摇右摆。
这种非人的酷刑，意图摧毁他的肉体及精神。
然而，李硕勋每次被送回牢房时，尽管遍体鳞伤，鲜血淋漓，他的精神却更显顽强，他对同狱的难友和狱兵进行革命宣传，告诉他们不要畏惧黑暗，要坚信前途是光明的，继续奋斗。
1931年9月15日，陈济棠急电命令，将李硕勋就地枪决，以速决此案。
第二日清晨，国民党的宪兵队押着已被拷打至双腿断裂的李硕勋，来到海口东较场。
面对死亡，李硕勋毫无畏惧，他的声音在晨风中高扬，大声疾呼。
“打倒蒋介石！”
“中国共产党万岁！”
声音洪亮而坚定，从容坚定。
这一年，他才28岁。
参考资料：
行伍书生李硕勋
邹富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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